摘要

如果不能迅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從大氣中去除CO2，《巴黎協定》的溫度目標就無法實現。從大氣中去除CO2需要大量補貼。假設實施成本最低時，氣候政策成本估計是2100年GDP的3.8%至5.6%。假設脆弱性持續(xù)存在，氣候政策收益估計是GDP的2.8%至3.2%。收益的不確定性大于成本的不確定性。除非風險厭惡情緒高漲、貼現率較低，否則《巴黎協定》的氣候目標無法滿足成本效益分析。

研究背景

國際氣候政策目標具有政治性。2015年《巴黎協定》的溫度目標上限可以追溯到咨詢委員會的一份老舊且有缺陷的報告，但下限目標的制定卻沒有支撐。一些已簽署《巴黎協定》的國家要求對其政策決定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但這一要求并不適用于國際條約。IPCC也沒有提供成本效益分析，事實上它回避了對這一問題的文獻回顧。因此，本文對《巴黎協定》中的氣候目標進行了成本效益分析。

圖1顯示了1965至2021年全球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CO2排放量，其年均增長速率為2.1%，在近十年放緩至0.7%。在未來的28年里，每年減排15%將使全球排放量接近零。要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1.5℃閾值目標，就必須在2050年實現全球凈零排放。此外，圖1還顯示了Kaya恒等式的構成。1965-2021年，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5%，在近十年放緩至1.1%；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7%，近十年降為1.5%。假定上述兩個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超出氣候政策的影響范圍，則減排必須來自能源效率和碳強度的改進。這一時期能源強度年均下降0.9%，近十年平均為1.1%；而碳強度年均下降0.3%，近十年平均為0.8%。如果排放量每年下降15%，而經濟繼續(xù)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能源和碳強度必須每年下降17.5%，高于過去十年（氣候政策最激烈的時期）1.9%的下降速度。

圖1 1965-2021年能源使用產生的CO2和Kaya恒等式的四個組成部分.

可再生能源是排放量增長放緩的驅動因素之一。隨著不可調度電力在發(fā)電中的份額增加，整合不可調度電力的成本也越來越高。電力可能是最容易脫碳的行業(yè)，而交通運輸、供暖、工業(yè)和農業(yè)脫碳則更加困難。也就是說，脫碳率的增長需要更多的政策努力。此外，能源行業(yè)的資本壽命較長，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建筑物、發(fā)電廠、鋼鐵廠和化工廠，甚至包括一些機械和車輛仍可以使用至2050年。這也是為什么氣候目標是凈零排放。凈零排放需要植樹造林，即大量種植快速生長的樹木；負碳能源，即通過碳捕獲或儲存的生物質產生電力；直接空氣捕獲，即通過人工光合作用去除CO2。植樹造林的問題在于其種植規(guī)模和速度；生物質能的問題也在于其規(guī)模，廉價的生物燃料需要大規(guī)模、高度機械化的單一種植；直接空氣捕獲是一項小規(guī)模的成熟技術，其大規(guī)模應用和安全儲存大量CO2仍存在問題。

減排的成本和收益

1、減排的成本

減排需要資金。研究認為如果政策是明智的、全面的和漸進的，并且氣候目標是合理的，經濟完全脫碳可以以合理的成本實現。然而，研究對減排成本的估計存在分歧。Riahi等(2022)認為，實現1.5℃溫度目標所需的全球平均碳稅在2030年為30$/tCO2至1100$/tCO2之間，在2100年為110$/tCO2至14000$/tCO2之間。這一目標在2030年將花費GDP的0.5%至6.0%，到2100年將高達GDP的10%。

Barker等(2007)和Clarke等(2009)指出，由于物理、技術、經濟或政治原因，2℃目標是不可行的，需通過擴大負排放以滿足制定更嚴格氣候目標的政策要求。由于碳市場通常是飽和的，負排放需要碳補貼。Tol(2019a)估計這些碳補貼到本世紀末將占世界收入的4%，其中一個模型認為這一比例接近17%。

上述的成本估算通常假設氣候政策的實施具有成本效益。在理想情況下，最優(yōu)原則是所有排放源減排的邊際成本相等。然而，政府經常違反這一原則，對不同行業(yè)以及行業(yè)內不同規(guī)模的公司制定不同的隱性甚至顯性碳價格。最優(yōu)政策偏離邊際成本相等原則以適應市場、多重外部性以及先前的稅收扭曲。這種偏差是微妙且視情況有所差異，在實際的政策設計中很少有考慮這一因素。由此表明實際氣候政策的執(zhí)行成本要比模型估計更高。

圖2顯示了八種不同模型下的碳定價效果。稅收效力指2030年CO2的減排量除以2020年代的假定碳價格。稅收效力相差兩個數量級，從0.04%到1.15%。圖2還顯示了四項事后研究的稅收效力，從計量經濟學角度估計了碳稅對排放的影響。四項研究結果有所不同，如其中有三項研究認為具有顯著影響，另一項認為沒有顯著影響。事前估計和事后估計之間的比較不是一一對應的，因為前者假定政策的實施是最優(yōu)的。然而，兩組研究一致認為目前的估計并不完全準確。

圖2 8項事前研究和4項事后研究的碳稅收效力.

2、減排的收益

Tol (2022b)回顧了39篇論文，包含61個對氣候變化經濟影響的估計結果。圖3顯示了這些估計結果的直方圖。

圖3 預計全球變暖2.2℃情境下經濟總影響的直方圖.

大約60%的估計結果顯示中等程度的損失，即為GDP的0%至2%之間。一個世紀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福利變化的估計值相當于失去一年的經濟增長所造成的福利損失。

然而，中等估計的不確定性相當大，即使在高變暖的情況下也不能排除收益。大約12%的估計結果認為其有收益而非損害。這些收益是由于冬季取暖成本降低、與寒冷相關的死亡率和發(fā)病率降低等。

氣候變化對福利影響的不確定性不僅很大，而且是右偏的。大約38%的估算結果顯示經濟損失比一年的經濟增長更大。負面情況比類似程度的正面情況更有可能發(fā)生。加速氣候變化的反饋作用比抑制氣候變暖的反饋作用更普遍，并且氣候變化的影響在氣候變化中不僅僅是線性的。圖3說明了這一點，即最悲觀的估計結果是最樂觀估計結果的兩倍。

成本效益分析

建立碳循環(huán)模型和氣候模型分析溫度軌跡。在基線情景下，2100年全球年平均地表氣溫將達到4.8℃。

圖4顯示了滿足2℃、1.5℃目標的成本和收益。2100年，低目標的成本略低于GDP的4%，而高目標的成本則略高于GDP的5.5%。這些結果假設政策實施是最優(yōu)的，而即使是簡單的政策缺陷，比如未能將各國之間的碳價格等同起來，也很容易使氣候政策的成本翻倍。此外，氣候政策的收益小于其成本，2°C目標下收益約占GDP的2.8%，1.5°C目標下約占3.1%。如果使用SSP3-7.0場景作為基線，到2100年全球變暖3.9℃，氣候政策的收益將在2°C目標下為GDP的1.8%、在1.5°C目標下為GDP的2.2%。

圖4 實現《巴黎協定》全球變暖2.0℃（上圖）和1.5℃（下圖）目標的成本和收益.

圖5顯示了氣候政策的凈收益，再次說明了對其成本的中等估計大于其收益的中等估計。在沒有進行正式成本收益分析的情況下，這證實了上述內容，嚴格的氣候政策可以通過高風險厭惡率和低貼現率來證明是合理的。

圖5 實現《巴黎協定》全球變暖2.0℃和1.5℃目標的凈收益.

結論

本文回顧了氣候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評估了《巴黎協定》中氣候目標的經濟合理性。假定最優(yōu)的政策實施路徑和負排放技術尚未得到大規(guī)模驗證，在2100年實現2.0°C（1.5°C）目標將花費不到GDP的4.0%（超過5.5%）這一結論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氣候政策的收益較低，在2100年僅略低于（超過）GDP的3.0%，但收益的不確定性比成本的不確定性要大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氣候政策的收益由于選擇了不切實際的基線變暖情景而被夸大，而其成本由于采用最優(yōu)的政策實施而被降低。因此，巴黎氣候目標只有在貼現率低、風險厭惡率高的情況下才能滿足成本效益分析。